汤炳正|《屈赋修辞举隅·重现》
汤炳正（1910-1998）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
（六）重现
在屈赋里，有不少同样的或相似的句子重复出现。过去学术界虽早已发现这种现象，但却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。甚至，或以此为佐证，认为某篇是后人抄袭屈赋的伪作，或认为这种“印版语”的倾向，乃屈原精神上的病态表现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屈赋在语言艺术上的“疵累”。不过，我们如果看看《诗经》，就会感到屈赋里同样或相似词句的重复出现，决不是偶然现象．它正标志着诗歌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历史特征。
《诗经》在同一篇里，由于章节回环，词句重复，同样的句子，反复出现。这样的章节结构形式，屈赋里是极少见的。因而从这个角度作诗、骚对比，是没有意义的。而问题在于《诗经》里虽篇章各异，甚至国度不同，时期相隔，仍有不少相同的句子反复出现，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屈赋的上述现象。例如《诗经》中的“之子于归”“未见君子”“岂无他人”“所谓伊人”“凡百君子”“彼君子兮”……这种一般化的句子，当然例不胜举。即使比较特殊的句子，如“执讯获醜“（《出车》《采芑》），“我行其野”（《我行其野》《载驰》），“日居月诸”（《柏舟》《日月》），“夙兴夜寐”（《氓》《小宛》），“爰居爰处”（《旄丘》《斯干》），“我心伤悲”（《采薇》《杖杜》），“心之忧矣”（《园有桃》《蜉蝣》），“薄言旋归”（《采蘩》《出车》），“王事靡盬，不逞启处”（《四牡》《采薇》），“田车既好，四牡孔阜”（《车攻》《吉日》）……甚至于有一整节的“重现”，如《召南·草虫》；“喓喓草虫，趯趯阜蠡。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，亦既见止，亦既觏止，我心则降。”而《小雅·出车》则云。“嘤嘤草虫，趯趯阜新。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，既见君子，我心则降。”这其中，只有前者的“亦既见止，亦既觏止”后者概括为“既见君子”一句，而即此一句，亦是在他诗中的习用语。至于其它单句，变更个别文字而承袭其意者，或某种词组的反复出现，更偻指难数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“重现”现象，在世界古代的口头文学里，是普遍存在的（如古希腊“荷马史诗”中的《伊利亚特》等就是如此）。而在由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过渡作品中，也是屡见不鲜的。看来，文学产生的初期历史阶段，在继承和创造的过程中，往往是把已经流行的表现某种概念或描绘某种形象的词组或整句，作为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汇来看待、来使用的。从一个单句来讲，它是“重现”，而从整个篇章来讲，却不影响其为创新。这是古人在修辞手法上所留下的历史痕迹。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在抄袭。
从屈赋来看，由于作者勇于吸取民歌的营养，而上述民歌中的修辞习惯，也被继承了下来。这一点，还没有引起屈赋研究者的充分理解。当然，这其中，有的是前人留下的成文，也有的是作者自己所造创的而且一再运用过的诗句。现在，以洪氏《补注》本为据，就屈赋“重现”之例，疏证如次。
以上十例，是同样的句子重复出现。其中不仅实义词没有改动，即虚词也没有变换，甚至句子的上下地位，也完全相同。
在这些例中，有异篇“重现”者，即相同的句子出现于不同的诗篇，如⑥⑦⑧⑨⑩等例，有同篇“重现”者，即相同的句子出现于同一诗篇，如①②③④⑤等例；甚至“重现”的句子在一篇之中相距极近，如《桔颂》之“深固难徙”，是其例证。在这些例里，由于传本不同，偶有异文。但以音义考之，皆为传写之异，并非变换词义，故仍纳之同句重现之例。如第②例曾二次出现的“
凡全句相同之例，其出现于同篇之内者，则从上下文之意境来看，皆各有特征，不相雷同，如①②③④⑤例，即可概见。甚至其出现于不同诗篇者，意境亦往往大有区别，如第⑧例“芳与泽其杂糅”句虽相同，而下句“昭质其犹未亏”，谓不受污秽之染而亏其美德，“羌芳华自中出”，则谓美之诚于中者必见于外；“孰申旦而别之”，谓世无人反复鉴证以别其美恶。皆各有所指，不相重袭。
以上全句重现
以上七例，皆为“重现”的句子中，语助词略有改变者。而且语助词的改变，又往往因不同的原因而造成的。
“兮”字的有无问题：在这七例当中，“兮”字的有无由于句子的上下位置的改变而造成的就占四例，即①③⑥⑦。凡作上句用，句末有“兮”，作下句用，句末删“兮”。盖在歌咏中，上句末的“兮（啊）”是以连系下句，以完成其语义的，而下句无“兮”，则系以收束之势，表示语义的完足。但如④例《离骚》的“九疑缤其并迎”，在《湘夫人》中则作“九嶷缤兮并迎”，以“兮”代“其”。此虽有上下句之别，但系《九歌》全篇以语气词“兮“代连词介词之通例。因《九歌》是配音乐的，是适应音乐之需要形成的特征，与上下句没有什么关系。
句中“而”“以”“之”的变换问题：如②③⑤⑦等例是。其中，有的是上句用“以”，下句用“而”，如③例，有的是上句用“之”，下句用“而”，如⑦例，但也有都在上句，而一处用“以”，一处用“而”，如②例。而且第⑤例，《离骚》“宁溘死以流亡兮”，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以一作而。”因此，“重现”句中的“以”“而”“之“等连词的变化跟意义没有多大关系。实际上，等于同句“重现”。又第⑥例“斑”“叛”同音异字，“斑陆离”实即“叛陆离”。在《离骚》此句下洪氏《考异》云“斑一作班”，亦同音异文，意义不变。
以上虚词改变
以上九例，虽实义词有所改换，但从本句的意义来讲，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故仍为“重现”。
第①例《云中君》“与日月兮齐光”句，洪氏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齐一作争”，当为古本。因为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窜入之刘安《离骚传》有云：“虽与日月争光，可也。”可见汉代传本《云中君》当为“与日月兮争光”。又《涉江》“与日月兮同光”句，洪氏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一云同寿，齐光，一云比寿，齐光。”按与上句“同寿”相对应，则下句作“齐光”为是。盖因《云中君》误“争”为“齐”，故后人又改《涉江》之“齐光”为“同光”以避复。
第③例中《离骚》“谓幽兰其不可佩”句，洪氏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其一作兮，一作之。”按以“兮”代“其”，乃《九歌》特征，《离骚》无此例。“其”“之”之变，以《补注》本原文为据。第⑤例《惜往日》“惜壅君之不识”，洪氏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识一作明。”按作“明”与上文“再”字不韵，其误显然。又第⑦例中《离骚》前句“俨”字，洪氏《考异》云“俨一作严”，后句“严”字，洪氏《考异》又谓“严一作伊”。可证二字相通，非异文，不能以变换实词论。
以上实词改变
以上七例，亦“重现”句，而实义词与语助词皆有变化者。此例变化虽较大，但从意义上看，实际上仍是“重现”。
在第②例中，《离骚》作“朝濯发乎洧盘”，而《远游》则作“朝濯发于汤谷兮”，除实义词“洧盘”换为“汤谷”外，语助词“乎”也变为“于”。这是因为屈赋一般是上句用“于”下句用“乎”。这里由于上下句的变化，故“于”“乎”亦随之而变化。
在此例中，由于意义虽同而词汇变化较多，故在屈赋中，除上举七例之外，不能说再没有了。但严格说来，句式相同而词汇变异大者，不当列入。但如第⑤例中《离骚》“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”与下文的“苟余情其信芳”相比，虽变化较大，而“芳”字从广义上看，实可包括“姱”与“练要”在内，故仍归之“重现”。
以上虚、实词皆有改变
关于“重现“的选例问题，凡问答承接句中的重句不入选，如《渔父》中的“众人皆醉”等句，凡章节迴环中的重句不入选，如《湘君》的“捐余玦兮江中”一节，以及《招魂》中的“魂兮归来”等；凡错简中的重句不入选，如《离骚》“黄昏以为期兮”等。
从上述“重现”的例证来看，重现一句者最多，共二十七条；重现二句者只有四条；而重现三句者仅有一条；并没有重现四句之例。而且在重现二句三句的五例中，只有一例是二句全同者，其余四例皆为变换实词、虚词之句。尤其值得注意者，在二句三句重现的五例中，只有一例是同篇“重现”，余四例都是隔篇“重现”。这是因为，一句“重现”，不影响意境的创新，多句“重现”，则意义近于复沓。又隔篇“重现”，不露痕迹，同篇“重现”，易显因袭。因此，屈赋的上述现象，虽然是古代诗歌由口头文学到书面创作所遗留下的痕迹，但也可以看出，跟《诗经》相比，在诗人屈原笔下的“重现”，大有逐渐淘汰的发展趋势。
如果说屈赋的“重现”是民间口头创作的特征所遗留下的残痕，那么，自宋玉而下的“重现”，则或系对屈赋的摹拟与继承。但在摹拟与继承中所出现的变本加厉之势，从发展眼光看，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向。例如屈赋只有三句“重现”者一例，并无四句“重现”者，而宋玉的《九辩》则不仅二句“重现”之例极多，而且还出现了四句“重现”的现象。如“尧舜之抗行兮“四句，显然是屈赋《哀郢》“尧舜之抗行兮”四句的重现，又《九辩》“憎愠愉之锵美兮“四句，显然又是屈赋《哀郢》“憎愠惀之修美兮”四句的重现。到了汉代，象刘安的《招隐士》虽“攀桂枝兮聊淹留“前后凡二见，并不妨碍其为不朽之作。但如司马相如的《大人赋》，则竟近于有意抄袭。除了首段“悲世俗之迫隘兮，朅轻举而远游”二句来自屈赋《远游》而外，末段的“下峥嵘而无地兮”四句，亦全袭《远游》，这确实是不够健康的现象。但郭沫若同志竟因此怀疑《远游》是《大人赋》的初稿，则又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作为文学史上的某一发展阶段而言，屈赋的“重现”是有其典型的历史意义的，但继承屈赋而起的作品，“重现”的现象，应当是逐渐消逝，而不是逐渐膨胀。因此，刘安、司马相如等汉人作品，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认为是“疵累”。不过，如果在屈赋的基础上，对这一修辞特点，由自发的历史现象转化为自觉的创作手段，则推陈出新，自有别开生面之妙。例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六有下列一段话：
苕溪渔隐曰东坡《九日》诗云：“相逢不用忙归去，明日黄花蝶也愁。”又词云：“万事到头终是梦，休休，明日黄花蝶也愁。”吕居仁诗云，“尚惜故人轻作别，乱山深处过重阳。”又词云：“短篱残菊一枝黄，已是乱山深处过重阳。“皆两用之。诗意脉络贯穿，并优于词。
其实，两家诗词，各有妙境，都是对“重现”所作出的创造性的开拓。
汤炳正：《屈赋修辞举隅·重现》，《屈赋新探》，齐鲁书社1984年版，第353-363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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